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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會計法》九十九條之一修正案，從立法精神到立法過程，是我看過的、有記憶以來最明目張膽的、最骯髒的一條法案。

這條修正案的目的，在於某種形式的貪污罪的除罪化：

民國99年年底前各級民代及村里長使用事務費、101年年底前各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使用補助研究經費，誤用不符名目收據、發票核銷經費除罪化。

這條法案在朝野意見一致的情況下，無預警地三讀通過：

前天深夜，立法院發動突襲，事前外界毫無所悉。院會結束前的最後廿分鐘，無預警從第五十一案的「國際金融業務條例修正案」，直接跳到第六十二案的會計法修正案，讓在場的媒體措手不及。

為何發動夜襲？民進黨人士說「這是策略」，既然府院、朝野都有共識，以無預警方式處理，才能避免外界干擾。

…

這個修正案的理由和目的，據說是因為「歷史共業」：

「歷史共業解套說」：因為會計制度的缺失，使得某些人在使用金錢上（包括特別費與學術研究），發生了帳目不實的狀況；這是「會計制度」的問題，而非人的犯罪。

對於這種說法，我只覺得不以為然。

《會計法》九十九條之一修正草案所形容的犯罪現象，其中普遍存在著一種扭曲的心態，那就是：當制度和法律有問題的時候，你選擇不理會它們，而是鑽漏洞以達成自己的目標。

而對一個有民主素養的人民來說，當你發現制度糟糕、覺得無法遵守或是不打算遵守，正確的作法只有一個：去改變制度。應該是要去集結起來、動用你的資源，先去設法改變制度，而不是先鑽漏洞再說。

這個「歷史共業」顯然沒有「逼人犯罪」，而只是「誘人犯罪」。「鑽漏洞」永遠只是選項之一、是一個理性的選擇、是一個明知故犯的最便宜的選擇。選擇的人因此得到了超出「合法的人」所能得到的好處，也得以與其他違法者進行競爭。

甚至，當你選擇了「鑽漏洞」而不選擇「守法」或是「改變制度」，你也是為自己的地位與成就製造了一個更高的不平等的門檻。因為，只要有一個人決定「守法」又無法「改變制度」，他就將因此而無法和你站在同一個起跑點上。

這也就是說，「選擇鑽漏洞」它存在著一種「冒險自利」的面相。當你自願地冒「違法」的風險而獲得更多的利益，就是得為違法負責。源於「貪婪」或是「便宜行事」的違法行為，並沒有任何需要「給他再一次機會」的理由。

既然選擇了去接受「歷史共業」，那還是買單吧。

覺得「情有可原」？跟法官說去。

那些支持「歷史共業解套說」的立法委員，我不知道他們會怎麼看待紹興社區、華光社區，所謂「非列管眷區」的問題，這些居民才是因為「當時的歷史情境」而不得不選擇違法的。

照同樣的邏輯來看待，國家是否也應該「解救」這些居民，而不只是去解救顏清標先生與柯文哲先生？我根本要質疑的是：就「歷史共業說」而言，這些居民的違法甚至要比這些教授和民代更加不得已。

在這之中，完全顯現的是權力上的不平等。顯示的是，這個社會的權力上層，早已預先地準備好要保護某些地位的人，而要讓某些人隨著他們自己的罪行而陷入困境。當有些人必須服從法律的時候，這個政治權力架構，卻已經幫某些違法者準備好最完美的降落傘。在這個「人治」的政治文化裡，這些可以決定法的走向的人，將法看成一種手段。

我們可以看到，立法的權力是如此凌駕於法的價值之上。

令我不明白的是，教授、民代，那些擁有權力的人，為何如此吝於去使用自己的力量來對制度做出批評與抗爭？而那些沒有力量的人，卻必須跟白痴一樣不得不卯起來和制度對抗？我們為何要寬容前者？卻對後者冷眼看待？

如果，你要以「歷史共業說」為選擇違法的有所作為的大人物解套，也請你正視這些真正在歷史的齒輪中被碾壓過去而（不得不）選擇違法的小人物的存在。

總而言之，《會計法》九十九條之一修正案，完全顯示了權力高層的共犯結構，也加劇了社會權力在權利上的不平等：當有些人因為同樣可同情的犯罪而窮途末路時，有些人卻會有摩西出來把紅海劈開，開出一條跟巨人的直腸一樣寬闊的道路，讓他可以悠哉地走在熟悉的軟泥之上。

更令人動容的是，這時，居然還有人可以厚臉皮地說：「既然府院、朝野都有共識，以無預警方式處理，才能避免外界干擾。」

好吧。雖然我已經有所預感了，但對於自己屬於「外界」這事，我依然感到十分震驚。這十年來，我一直以為自己活在民主國家，結果原來我只是活在民主國家「的外界」。簡直是駭客任務的政治版。能不能借看一下「內界」的憲法是怎麼寫的，我想比較一下和我們「外界的」有什麼不同。

我再說一次：《會計法》九十九條之一修正案，從立法精神到立法過程，是我看過的、有記憶以來最明目張膽的、最骯髒的一條法案。